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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萧山坞里村，江苏盐城东兴村，山东肥城肖家店村……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一个接一个癌症村出现在东部滨海经济活跃地带。名单上还有无锡广丰村，常州新北区，阜宁县洋桥村，安徽宿州张庄村，阳谷县西关村、邵楼村、西汉庄村、国庄村，天津西堤头村、刘快庄村。

本文是南方都市报《中国水危机》系列报道之二

南方都市报《中国水危机》系列报道之一：污染严重中国近海生态接近崩溃

癌症村出现了，可是当村里的村民们想为自己的生命去抗争时，发现是那么艰难。

当韦东英的证据照片累积到5斤多重时，南阳化工园区还没有搬迁的迹象。她给萧山市、浙江省两级环保局打去电话咨询，得到的答复是：南阳的环境监测在2006年已达标，化工园不用搬迁。

“达标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工厂仍然在往钱塘江排污水？闻闻这气味，这叫达标？”说话间，一股怪味袭击而来。

林景星曾将肖家店村的土壤、蔬菜以及毛发带到实验室检测，结论是检测物均不同程度受到剧毒元素的污染。其中，菠菜的镉含量超标达到9倍，铬含量超标12倍；河水检测出的锰超标57倍，锰过量正是致癌的原因之一。

这是一个困局，受到癌症等疾病侵袭的村民难以找到辩赢工厂老板、政府官员的证据，而掌握着这把钥匙的科学家，却受困于狭小的实验室之内。

2007年5月，国土资源部公布了一个惊人的数据——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1.5亿亩，形势严峻。而自1997年以来，癌症成为中国人的第一死因，每年有近130万人死于癌症。

《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透露，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癌症发病及死亡率一直呈上升趋势，至90年代的20年间，癌症死亡率上升29.42%。2000年癌症发病人数约180万-200万，死亡140万-150万。

中国水危机之 沿海癌症村

三个癌症村的死亡日记

在工业园区裂变带来的污染侵蚀下，中国东部滨海经济活跃地带部分村庄被迫付出痛苦代价

2007年4月19日，浙江省萧山市南阳镇坞里村村民韦东英写下村里一位得癌症的26岁年轻人的症状。从2003年12月29日开始，她开始了长达4年的“环保日记”写作。在她的日记里，记录了坞里村遭受的环境污染侵袭，在恶臭气味和污水包围的日子里，一个个村民因患癌症死去。

“陈阿龙77岁食道癌

胡登耻71岁胃癌

沈秀英57岁乳腺癌

莫水珍49岁胰腺癌

冯亚华35岁血癌……”

韦东英日记本上记录的死亡村民的名字越来越多，死者死亡的年龄越来越小。“应该是72人了吧，如果加上今年1月死去的朱少萍的妻子。”韦东英说，那是一个48岁的女人，乳腺癌不治。

中国东部沿海一条上千公里的狭长经济活跃带从浙江沿海起始，穿过上海、江苏、山东，连接京津渤海湾的另一个经济活跃区域。这是中国东部滨海的低地地带，类似于穿越西班牙、法国、比利时，最后到达丹麦、德国的欧洲西部滨海低地，是所在的大陆触摸海洋的手掌。

中国的滨海低地创造着神奇的经济总量的同时也在创造着另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就在韦东英村庄的周围，至少还有党湾镇新前村等村庄遭受着同样的危险。

从这里出发北上，经过无锡市广丰村，常州市新北区，阜宁县洋桥村、东兴村，安徽省宿州市杨庄乡张庄村，山东省肥城市肖家店村、阳谷县西关村、邵楼村、西汉庄村、国庄村，天津市西堤头镇西堤头村、刘快庄村。这些经济活跃带上的村庄，都在面临着同样的危险和痛苦，那就是癌症。

“癌症村”的他们

一颗颗“环境化学定时炸弹”开始爆炸了。中国地质科学院现代生态环境地质研究中心的林景星教授曾去过多个“癌症村”

雨越下越大了，韦东英不时朝外张望着，她牵挂着在钱塘江里打渔的丈夫邵关通。

2000年以来，韦氏夫妻从江里打到的鱼逐年减少。“你看，昨天才那么几条。”韦东英编着一顶花伞，院子里一条破船上的舱里卧着七八条一尺来长的鱼儿，那是他们2007年夏季一天的收获。

邵关通终于从江里回来了，他冒着暴雨打的鱼将被卖给外面的饭店。他收拾着渔具，向妻子嘟囔着收获更少了，“这鱼少，有毒，还不能吃”，有的鱼已经基本绝种，比如鲥鱼。

相距千里的江苏省阜宁县杨集镇东兴村，段德桂等村民在村里自2001年以来因癌症死去80多人后，将村旁的巨龙化工厂告到江苏盐城法院。导致官司败诉的因素是他们从村里取的水样送到上海化验的结果不被法院采信。“一定是化工厂污染了村里的水，庄稼都是有毒的。”段德桂等人在败诉后，又上诉到江苏省高级法院，他们仍然要求法院对化工厂作出赔偿并搬迁的裁决。“我们需要证据，但我们却不知怎么取证，从哪里找。”

中国地质科学院现代生态环境地质研究中心的林景星教授曾去过多个与东兴村相似的“癌症村”，努力找出“病根”。“有一次，我跟央视经济半小时去山东省肥城市安驾庄镇肖家店村，那里的情况也很严重。”林教授等人在肖家店村喝了那里的水，“不能喝了，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被污染了。”促使他们前往那个村庄的原因是，近年来，这个村庄有40余人死于癌症，也是一个典型的“癌症村”。

让邵关通忿忿不平的，不只是江里的鱼少又绝了种，他端过韦东英递过来的饭碗正要吃的时候，一股刺鼻的气味从门口飘了进来，屋里的人忍不住恶心起来。“每天都是这种味道，到了晚上，都睡不着觉。”邵家的房前屋后不远处遍布着数十家化工厂，“2003年12月29日，老邵打电话到市环保局投诉无法生活了，接电话的人让找南阳镇，推来推去。”韦东英说，从那天开始，她开始了长达4年的“环保日记”写作。

更多的化工厂在东兴村周边扩建着，就在这之后，段德桂的乡亲又至少有6人在癌症中死去。在第一次的官司失败后，大多数村民选择了忍耐，只有段德桂等少数几人坚持上诉。他为此借了数万元的外债。

林景星教授去过肖家店村后，山东省、肥城市有关部门对肖家店村突然关心起来。“现在还有18个癌症病人在县城医院里。”现任村支部书记杜先富神秘地说，这是他托了关系，让上面来村里普查，并免费给村民治疗的。

“前不久，陕西龙岭村民来电话，又有两人得癌症死了。”林教授带着学生研究了半年龙岭村的水、土壤、地质、庄稼，他感觉触摸到了“病根”。“我给这种情况取了个名字，叫生态环境地质病。”

是的，一颗颗“环境化学定时炸弹”开始爆炸了。

化工厂来了，鱼米之乡远去

村庄在一点点被蚕食着。就在邵关通收获的鱼一天天减少时，钱塘江两岸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

“2003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我的丈夫在钱塘江边捕鳗鱼，我去接他，回来经过江城桥，看见污水处理厂的污水未经处理就往内河里排放……”

韦东英的“环保日记”开始了，她没想到，她这个识不了多少字的农妇从此跟村子周围的化工园区发生了关系。“老邵说，你要是憋得慌，就写下来吧。”老邵不识字，“我如果识字，早就把这些化工厂告了。”老邵说。

“2003年腊月三十，今天除夕，按照这里的风俗，过年是欢天喜地的日子，而我们却在为航峰镀锌厂老板翁建坤送来的两千元而恼怒。”韦东英在第二天的环保日记中写道。

翁建坤送钱来是要邵关通夫妻帮帮忙，让他的厂子能够顺利开工。“他这个厂刚建时，我们村民问过有无污染，村干部说是五金厂，建好了摇身一变却成了镀锌厂，我们都去制止他生产。”韦东英最终没有收下翁老板的两千元钱。

千里之外的江苏北部，一个韦东英素不相识的村子里，段德桂等村民遭遇着相同的烦恼。“2000年4月，巨龙化工厂开建，是生产农药、除草剂等，对农作物和人身体影响最大。”段德桂说，村支书招商引资从邻近的建湖县找来的有钱的老板，希望通过这个厂子能给贫困的村庄带来致富的希望。

村民的反对声音在村支书的说服中弱了下来，巨龙建成，黑水流出，村四周的河流一条条脏了起来。

肖家店村看上去还是山东省中部一个秀美的村庄，大汶河就在它的南侧静静流淌着，村民依靠大汶河水和捞取河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村周围也没有化工厂啊，可是，有一天，水却开始臭了。”一位村民说。

林景星在看过肖家店村的地形后发现，该村三面邻三条河流，地势低洼，怀疑是河水倒灌，侵蚀了村庄的饮用水系统。

“大汶河的上游是泰安、莱芜，那里的化工厂是很多的。”杜先富在许多村民相继因癌症死去后，将焦点锁定了百公里之外的工业区。

韦东英未能成功阻止镀锌厂的开工，这已经不是她的第一次失败。“村里最早的化工厂建于1992年，叫赭山化工厂，如今名字已经不存在了。”韦东英记忆中的鱼米之乡渐渐远去，这位来自江西乡下的女人，因恋上这里的风景嫁给了渔民邵关通。

一个两个的化工厂逐步扩大为十个二十个，村庄在一点点被蚕食着。化工厂变成了化工园区，一个园区又裂变为多个园区。就在韦东英的日记本写完一本又换了一本时，钱塘江南岸，人间天堂杭州的侧旁，一个绵延上百公里的化工园区形成了。

段德桂在那个典型的苏北村庄里，眼瞅着田里的庄稼一年不如一年，他起初在巨龙化工厂的边上开了个小店，希望到厂里上班、购销的人能光顾他的生意。“可是，有一天，我发现咳嗽多了。”他病了，气管炎，“说话费力气”，这个61岁的老人关了小店，搬回村里。

不久，那个把巨龙化工厂引进到村里的村支书得了癌症死去。“自己把自己害死了”，村民们说。

尽管如此，正有更多的苏北地方官员跑到苏南、浙江，央求那里的工厂赏脸，他们已经准备了土地、开通了道路，甚至为前来投资办厂的老板摆平了不满的群众。

“看吧，再过几年，这里，还有那里，将是看不到头的工厂。”阜宁县一位官员站在巨龙东进村不远的一个镇办工业园区，这样介绍说。这时，满身怨气的段德桂的表弟，正带人察看被化工厂熏死的稻谷。

一条从南到北的化工园区地带正在东部的沿海低地形成。杜先富推测的大汶河上游的化工园区并不是这条带子的末尾。

韦东英日记本中的化工厂名单一天天变长着。就在邵关通收获的鱼一天天减少时，钱塘江两岸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